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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宋、金元 养生文化的发展历程

  两宋、金元时期,中医学出现了流派争鸣的局面,涌现了金元四大家和陈直、邹铉等一大批著名养生家;同时由于宋代帝王对养生学十分关注,组织力量编写了《太平圣惠方》、《圣济总录》之类的大型官修医书,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医养生学沿着《黄帝内经》开创的思路继续向前发展,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:

  注意从发病学的角度探求养生规律。当时的中医养生家已经认识到人的形体“因气而荣,因气而病”(《圣济总录》),于是主张养生应该努力保养气血,调理气机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认为“脾胃之气既伤,而元气亦不能充,而诸病之所由生也”(《脾胃论》),从而相应地提出了养生要务在于保养脾胃之气的理论主张。同为金元四大家的失丹溪则改弦易辙,强调阴精对人体的重要作用,认为人的一生“阳常有余,阴常不足”(《格致余论》),因而在治病和养生方面都以滋阴为主。

  注重联系老年生理特征探求养生长寿之道。,邹铉《寿亲养老新书》从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出发,认为老人精神真气及五脏衰弱耗竭,肠胃虚薄,喜怒性情不定,类似儿童,且孤僻易于伤感,故应重视饮食调养、精神调摄,怡情悦志,以及顺应四时气候变化以养生。宋丹溪在《格致余论·茹淡论》中则结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,提出了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老年养生食谱。

  宋代以后,由于真宗、徽宗等皇帝狂热崇道,使得道教宗派迅速蕃衍,道教理论有所深化。在众多道教流派和五花八门的道教学说中,内丹派理论影响最大,并相继出现了陈抟、丘处机、王珪等著名道教养生家。

  陈抟所著的《指玄篇》、《阴真君还丹歌注》、《二十四气坐功导引治病图》均为阐述道教丹丹派养生理论和方法的重要专著,其中又以后者在民间流传最广。

  丘处机的养生思想除了强调“全神炼气”、养气内守之外,还著有《摄生消息论》一书。

  王珪在所著的《泰定养生主论》中论述了婚后至孕育和婴幼、童壮、衰老诸阶段的生理调摄,疾病治疗等问题,很有特色。尤其是书中关于药食养生的观点,更具创见。

  有宋一代,儒家一反汉唐专治经学的传统,转而引释、道入儒,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理学。当时的理学家认定“理”是先天存在的、是永恒而至高无上的。为了穷究此“理”,理学家们提出了“去人欲、存天理”的总原则,而静坐则被视为实现这种原则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。尽管“去人欲、存天理”的理学原则本身是与人们的养生目的相悖的,但静坐方式却包含了积极的养生意义。以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为例,“静坐”固然被他视为穷理尽性的主要方法,但在“静坐”穷理的实践过程中,邵雍同样感到了这种方式所具有的养生功效。因此,在他的某些诗作,如《何处是仙乡》中,就写出了一种独特的静坐感受。

  对静坐养生感受最深的,大概莫过于南宋理学。由于晚年健康状况甚差,所以朱熹十分倾心符合其理学大师身分和经历的静坐养生法。据《宋元学案》记载,为了提高和加强静坐的养生效果,朱熹还作有《调息箴》一首。

  继朱熹之后,南宋著名学者真德秀,世称西山先生,更为注重养生,认为“运气之术,甚近养生之道”,于是采集诸家养生之要,编为《卫生歌》一篇。《卫生歌》的出现,一方面表明当时的理学家已经注意对各种养生功法加以兼收并蓄,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中国养生文化开始向通俗与普及的方向发展,从而使它有可能真正从少数研究者的“象牙塔”中走向广阔的社会各阶层,成为一种名符其实的大众文化。

  众所周知,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大多奉行一种儒、道互补的人生哲学。当他们“通则兼济天下”之时,也许所想到的只是如何去建功立业;而一旦处在“穷则独善其身”的境况之际,他们常常对道家的学说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兴趣。这种兴趣本身自然就包含了对养生之道的关注。早在唐代著名诗人卢照邻、王绘、白居易等人的作品中,就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他们的养生活动。

  由唐入宋,诗人墨客养生的热情有增无减,当时不少文学家都是锻炼有素的养生里手,其中又以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陆游最为突出。

  苏轼认为“养生之方,以胎息为本”,因此他对唐孙思邈《千金要方·养性》篇中记载的胎息法曾“反复寻究”,颇有所得。苏轼还融闭息、存思及保健功于一体,创立了一种简易有效的养生方法。

 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也是一位杰出的养生家。他所习的养生功法兼及道、释,包括导引、行气、内丹、坐禅诸项内容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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